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租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一栋二层民居作为会址。1938年，会址建筑毁于侵华日军对广州的轰炸。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三大会址的确切位置一度湮没。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组织成立中共三大会址调查小组，开始进行有组织、有目的、有步骤的调查研究工作，依托与中共三大代表以及会址建筑老工人的信函往来，逐步厘清会址方位与建筑原貌。
徐梅坤是专项调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作为中共三大代表和国务院参事，他不仅提供了大量有关中共三大的回忆线索和材料，多次接受调查小组的访问，还克服身体不便亲自来到广州实地寻找和确认会址位置。他所描述的会议情况和对会址环境的回忆补充，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另一位三大代表罗章龙的回忆同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调查组辗转致函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多方问询，甚至专程奔赴武汉与当面罗章龙核实，将徐梅坤的回忆材料和罗章龙确认，二者的回忆互相印证，更好地保证了回忆材料的准确性；邓计则是会址的建造者和会址附近的老居民。调查组与他持续通信，他回忆的会址建筑情况和所绘制的示意图，成为会址建筑模型复原的重要参考。
中共三大会址专项调查中所得的信函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与意义，是中共三大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会址革命文物与其承载的革命事件，以及相关的革命人物、革命文献，共同构成中共三大红色资源体系。
中共三大会址专项调查中与相关人物的信函往来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为寻找湮没在历史中的“中共三大”会址，经广州市革委会批准，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组织成立中共三大会址调查小组，开始进行有组织、有目的、有步骤的调查研究工作，进行座谈访问、走访调查、函件问询等一系列活动，寻找一切与1923年在广州市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有关线索。60年代，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向原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了解到会址在东山恤孤院路的线索。70年代，广州市进行了对中共三大会址的专门调查，并编写翔实的调查报告，包括文字记录、照片、相关图纸等。在调查资料过程中，产生了大量“三大”调查小组与全国各省市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往来信函，其中大部分是与“三大”代表存在关系的机关或革命类纪念馆博物馆等单位，与有关人员的往来信函。虽然数量不多，但也具有重要价值。其中又可以分为与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罗章龙的信函往来，以及与会址建筑老工人邓计的信函往来。
与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的信函往来
1965年，中共三大代表、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徐梅坤给广州市写信提供了会址的线索。1966年后，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曾对“三大”会址进行调查研究，并于1968年3月，以“中共三大旧址复原工作筹备小组”名义给省革命委员会写过报告，但这项工作因故搁置。1971年12月1日，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致信徐梅坤，请求他继续提供相关线索：“我馆根据上级决定继续调查‘中共三大’会址。过去您对调查‘中共三大’会址工作给了很大的支持，我们表示衷心感谢。现把我们过去几次访问您的记录、以及调查过程中发现的疑点，作了初步整理。同时，根据你提供的情况和当地（‘中共三大’会址附近）的老居民提供的情况，把一九二三年的广州东山恤孤院路一带环境，绘制了一张示意图，拍摄了有关房子外貌的照片，请你核对和指正，意见直接写在整理材料和地图上，或另纸写均可。我们调查工作的第一步是确定会址位置，第二步是考虑复原会址，因此，请按复原的要求，给我们提供详细情况（如室内墙壁挂有什么东西，会议桌和凳子的形式怎样，桌上放些什么东西，还有什么家具，代表睡的床及床上用品是怎样的，等等），并希提供调查线索。我们寄上的材料审阅后，请交组织退回我馆，望能大力支持，谢谢。致敬礼”。1972年6月，广东省革委政工组办公室来电，批示表明可以找徐梅坤查明情况。1972年8月，经与徐梅坤本人及所在单位国务院参事室沟通后，徐拟订计划来穗，但因身体原因需推迟几天：“刘茂同志和同志们：你们好！我本定九月十五日前来广州，以了心愿，最近经医生检查，认为心脏虽有些问题尚可行，而白血球过低须经一短时观察才能远行，因此来广州时间稍稍要推迟几天了，何时可以前来，当再函告。希谅！此致敬礼。”
图1：徐梅坤来函原件（广州农讲所纪念馆藏）
1972年8月30日，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给徐梅坤复信：“徐梅坤同志：你好，来信收到，从信中得知你近来身体健康状况有变化，要推迟来穗。刘茂同志向你问好。希您注意治疗和休息，安心地养病，待身体恢复健康了才来穗指导工作。并望以后来穗前先电告我们，以便早作准备。致革命敬礼。”1972年11月15日，徐梅坤回到北京后，向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致感谢信：“刘副主任您好！同志们好！上月二十三日在广州机场道别。卅日回返北京，途中于杭州上海稍稍休息，今已逐渐恢复，只是老耳增加聋度，灰白发已全白了。此行知自己确实是一老而无用之人了，此次在广州承您和黎、汪两位及工作组全体同志们热情照顾，深为感谢！昨晚把在广州的谈话记录又看了一下，知有一‘芝’应改正‘之’字。今将一些补充回忆一并寄奉。如已发出，希望打好补寄。此致敬礼！并向您和同志们致谢。邓书记、饶副主任前请代致意。徐梅坤。”并随信附上了对回忆的两点补充：“一、对门的方面的新回忆：1.南边的门是向南开的。2.北边的门是向北开的。3.屋内相通的门框是在近东墙边的。二、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斗争：1.毛主席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和以蔡和森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是很激烈的。特别对蔡和森左倾关门主义这一错误路线的斗争，毛主席讲了不止一次话，都很尖锐的，因为蔡和森一再坚持他的关门主义错误理论。2.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引起了蔡和森和他爱人向警予散会后回到住处争论得相当厉害。因为向警予在发言中是站在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的。”1974年2月21日，“三大”调查小组给徐梅坤复信：“徐老：在您的回忆中，金佛庄是‘中共三大’会议的列席代表。但我们对金佛庄烈士的简历（籍贯、生卒年月、主要革命事迹）了解不多，现拟请求徐老帮助提供有关资料，以便我们搞好复原工作。望您帮助解决为盼。最近，我们已把复原‘三大’会址的报告以中共广东省委名义呈报中共中央审批。待中央批示后再函告您吧。”同年11月，“三大”调查小组成员再次到北京访问徐梅坤，了解三大相关情况。
徐梅坤是中共三大会址专项调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作为中共三大代表和国务院参事，他不仅提供了大量有关“三大”的回忆线索和材料，接受了多次调查小组的访问，还亲自来到广州实地寻找和确定中共三大会址的位置。2006年的考古勘查，也证明了徐老和专项调查小组所确定的位置是正确的。因此，与徐梅坤的往来信函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其中所描述的“中共三大”会议的情况和对会址环境的回忆补充，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的基本陈列、会址建筑的模型复原和有关“中共三大”的出版书籍资料中均得到体现。
与中共三大代表罗章龙的信函往来
在1969年5月17日的《“中共三大”旧址工作调查报告（草稿）》中提到，罗章龙是新近发现的三大代表，其人在武汉。在1971年9月6日《关于中共三大旧址情况的报告》中也提道：“根据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材料‘三大’代表名单，除毛主席健在外，据了解现仍活着的还有徐梅坤、罗章龙等人，其中罗章龙之前的工作单位据说在武汉大学。”
根据这一线索，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于1971年11月23日向武汉大学革委会致信，询问罗章龙有关情况：“现我单位根据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决定，为了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调查中共三大旧址问题。我们调查过程中，获悉罗章龙曾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我们拟通过他了解有关三大旧址问题，罗章龙目前表现怎样，现在何处，请示覆。致革命敬礼”。虽然未见此信的回信，但武汉大学应将此信转到罗章龙所在的湖北大学，因为在1971年12月8日的《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致罗章龙信》中提道：“从湖北大学，中共干、计支委来函，得悉你确是参加了‘中共三大’，并提供了有关‘中共三大’的材料。谢谢。你提到‘中共三大’旧址是在东山恤孤院路。我们很想进一步了解清楚，现把你提供的惠州会馆、中共广东区委（管东区）旧址标在地图上，请你指出‘中共三大’旧址在何处。同时把东山恤孤院路环境示意图给你参考。你说此次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出席了广东广州市惠州会馆举行的‘中共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劳大是在192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三大’是在1923年召开的。在这两次会议之间是否还有参加其他会议，是否把这些会议会址与‘中共三大’会址混在一起。你提到的两位代表：唐山矿工代表邓少山，长辛店机车厂工人代表史文彬，他们情况如何？是否还活着，在何处？当时代表还有哪些人，共多少（包括列席代表）？会议斗争的情况如何？现把徐梅坤先生提供的有关材料供你参考。请把其中不妥之处指出来，意见写好，请把材料交还组织退给我们，并把你记得的其他情况，提供我们以便我们更好地进行调查研究，请大力协作，谢谢。”
图2：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致湖北大学，中共干、计支委信影印件（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藏）
而在1971年12月14日，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向湖北大学，中共干、计支委致信，其中提道：“你们寄来有关罗章龙提供‘中共三大’参考的材料，已收到，表示谢谢。据罗章龙提供的‘中共三大’旧址是在惠爱中路。在调查中，有些其它代表提供到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我们为了进一步调查清楚，帮助罗章龙更好地回忆，现将徐梅坤（当年中共三大代表）提供的有关材料以及广州地图寄给罗章龙核实，请你们大力协助我们督促罗章龙，将材料看完后迅速寄回。致革命敬礼。”但此封信未能得到回复。1972年1月10日和1月28日，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再次向湖北大学、中共干、计支委和湖北大学革委会致信询问是否收到需要罗章龙核实的材料，但均未能收到回信。这也促使当年3月，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派出四人调查小组前往武汉访问罗章龙，了解关于“三大”遗址问题。罗章龙作为曾参加过“中共三大”的代表，其对“三大”的回忆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找到罗章龙本人经过一番周折，但通过将徐梅坤的回忆材料和罗章龙确认，二者的回忆互相印证，从而使寻找到的“三大”相关材料不仅仅是一家之言，更好地保证了回忆材料的准确性，也为后来中共三大会址遗址的考古勘查与发掘提供了一定帮助。
与会址建筑老工人邓计的信函往来
除与三大代表的信函往来，还有当年参与过会址建造的老工人邓计的信函往来。邓计，又名邓继，是当时广州东山地区的老工人，后成为建筑师，是东山地区许多建筑的设计和建造者。他15岁时在广州发昌建筑店做学徒，三年满师后离开该店去别处做泥水工作，二十八岁起在东山瓦窑街11号屋居住。抗日时离开广州市，日本投降后回广州瓦窑街11号居住至1970年回乡，也曾是三大会址附近的老居民。
1969年，他接受过当时调查组的调查访问，询问会址具体情况。而在1972年10月31日的《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致水贝大队邓屋村生产队革委会信》中，提到请邓计重新绘制三大会址的三视图：“我馆前函请你生产队协助，请你队邓继为我馆回忆大革命时期（一九二三年前后）广州东山恤孤院路周围环境，以及‘逵园’正南面的房子（邓锦波住过的屋）写一份材料。邓继已于10月26日把材料寄来了，但没有盖公章，又是用原子笔写的，材料不能长久保存，因此现将材料退回你处，请邓继用钢笔再抄一份，并请你队加具意见和盖公章，再寄来我馆。另外，还请你们和邓继说清楚，原来我们要求他绘四个图，但他只绘了一个示意图，还有邓锦波住屋的平面图、正面图、侧面图，这三个图我们非常需要，因我们在调查中，邓锦波这栋屋子原是‘中共三大’召开的地方（一九二三年六月）。我们准备复原‘中共三大’旧址，来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时还要问清邓继堂弟（计焕）的地址在何处，我们准备还要找他堂弟。希你们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和邓继谈谈，请你们大力协助。”
图3：邓计所绘会址房屋示意图影印件（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藏）
1972年11月4日，邓计给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三大”调查小组复函，其中提道：“逵园正对面南面的房子，邓锦波居住过的屋。我本月25日早晨查问我的堂弟（计焕），建筑简园时在此做泥水工作。他说邓锦波住过的屋，此屋好似建筑完成后租过别人居住。当年业主系发昌店陈金的，现去世20□年了。此屋系两层杉木楼，外面好似扫白灰水的系旧砖建成的，内边不知清楚。此屋系建筑简园完成后，白地建起来的。邓锦波住过的屋佢两人比较清楚的。他两人在发昌店做工的。外貌和内部情况，前一年我介绍邓锦波到恤孤院路与你调查组同志查地形时，邓锦波说及在此屋住过的。此情况可知清楚请到延安三路东贤里17号问邓锦波了解清楚的，他住过此屋内外情况可知的。现将邓锦波住过的屋，我与计焕两人回忆屋样，不大清楚的，只大概照普通的旧色房屋的绘示平面图、正面图、侧面图、示意图四个图，请参考的。
前几年我介绍林四退休木工到恤孤院路查地形时，说及在逵园左右屋宇，说及情况的他住在逵园左右有几十年，情况便明白，对邓锦波住过屋的样式清楚的。他现住逵园西边平房屋左右，一问便知。逵园正南面，邓锦波住过的地盘生活间隔的。将此地锄挖旧墙脚出来可知该屋深长横尺度清楚了。并附图四个参考。革命敬礼。”邓计回忆的会址建筑情况和所绘制的示意图，成为会址建筑模型复原的重要参考。
中共三大会址专项调查中与相关人物的信函往来，在中共三大会址专项调查资料中有着独特研究价值与意义，是中共三大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中共三大会址革命文物与其承载的革命事件，以及相关的革命人物、革命文献，共同构成中共三大红色资源体系。深入挖掘，细致研究，建立红色资源体系，是红色文化传承的科学基础。传承红色文化，守正是根本，创新是发展，根基在研究。通过对中共三大会址专项调查所形成的调查资料进行深度挖掘，细化研究，充分利用，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策划陈列展览，开发形式多样的红色文化作品和红色文化活动项目，让红色资源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作者】方耀武，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研究部助理馆员
【频道编辑】李晓霞 李拉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林琳 蔡惠珍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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